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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耀邦秘书高勇出书: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

■ 对话人物高勇

生于1931年。1952年4月进入团中央工作,担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干事。1959年3月,他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,直到1964年8月。文化大革命期间,高勇被打为反革命。其后,高勇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、教育部、团中央任职。1983年,他调任邯郸市市委副书记。1985年,他回京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,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,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。1991年,高勇离休。

近日,高勇的新书《我给胡耀邦当秘书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分九章,共计27万字。在这本书中,高勇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,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。据高勇介绍,书中涉及事件多为他亲身经历。

2月26日,新京报记者专访高勇,独家揭秘这本书的幕后故事,以及他与胡耀邦交往的历史细节。

85岁的高勇穿着深蓝色西服外套,白衬衣扎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裤里,看起来并无八旬老人常有的颓态。

高勇家中,电视上方的隔断上,顶层摆着两个印有胡耀邦头像的陶瓷纪念品,往下一层是胡耀邦的铜像。柜子右手边的墙上,挂着胡耀邦为他题写的一幅字,“孜孜不倦”。

这位个头不高的老人,谈话间率真坦诚,知无不言,颇有些开明官员的风范。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,他给胡耀邦当了5年多的秘书。

那段日子里,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强胡同的四合院里,日夜工作,朝夕相处。这些记忆,也在日后汇集成册。

“我这本书没有内幕消息”

新京报:你的新书《我给胡耀邦当秘书》近日出版了,这本书你写了多久?

高勇:一年半吧。1991年我离休以后,先是在一个协会工作,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,静不下心。从那边退下来后,写了一年,又改了半年。

新京报:书稿的材料来源是哪儿?

高勇: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,被抄家时很多资料都散失了。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。团中央有很多内部资料,我找了一些,力求写得准确。

新京报:胡耀邦的家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。

高勇:这本书他们还没看到。我这本书写的事情不是很惊人的,也没有内幕消息。但是我写的时候就说,一定要真实。

“去年是纪念耀邦的最高规格”

新京报:去年胡耀邦百年诞辰,你是否参加了纪念活动?

高勇: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,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象很深。他对胡耀邦的评价很高,还用了几个新词,夙夜在公、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、彪炳史册等等。这次对胡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,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,胡耀邦文选也出版了。

新京报:你还参加别的活动了吗?

高勇:当时他们问我去不去湖南、江西,我说不去了。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都去了。现在年龄太大了,老伴身体也不好,就不去了。

新京报: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是什么样的情景?

高勇:最后是在医院,当时他在睡觉,我没和他说话。耀邦退下来之后我去看过他一次,那段时间他在思考问题,在看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什么错,基本上不接见人。

新京报:当时见他感觉他有什么变化吗?

高勇:外表上没太大变化,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了。面容看起来憔悴一些,很疲惫。

新京报:胡耀邦的骨灰没有放在八宝山,为什么?

高勇: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见,她在治丧期间曾经跟我们说,想把骨灰放在江西共青城。

新京报:共青城安放骨灰时,你是一起护送的。

高勇:当时从西郊机场出发,李昭他们和乔石(时任中纪委书记)照了个相之后就上飞机了。陪同的有温家宝(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),杨德中(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)。提前安排时有个小故事,从江西九江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,当时江西只有一辆红旗车,而且经常抛锚,不保险。江西省委想用一辆奔驰车运送,但我们和家属都觉得不合适。因为耀邦生前不坐进口车,只坐红旗车。如果到最后安葬的时候给他换个奔驰车,就违背了他的意愿。后来中办从湖北借了一辆红旗车送了过去。

“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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